敲开韦乐平的办公室门时，4月24日上午已过9点，我迟到了。但从进门起，他就一直面带微笑，笑容中有父辈一样的味道。他站起来接过名片，拿的稍微远一点看了看又放到桌子上。他的两鬓略显斑白。

七年前他刚到中国电信担任总工程师时，接受过《通信世界》的一次专访，这次是七年间第二次接受类似访问。他坦诚地说，快退休了。

两张地图

阳光照到宽大的办公室里，发财树长的很旺盛。韦乐平说，老总们的办公室都一个格局，惟一可以选择的是前后墙面上所挂的那两张图。他要了两张地图，一张是世界地图，一张是中国地图。

办公室里的这两张地图，在韦乐平看来，也许意味着他能面向中国、立足中国，又能放眼全球，综观全球电信业的大事。

包括前后四年多的访问学者生活经历在内，截至目前，韦乐平去过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当访问学者期间，能介入到当时世界电信的最前沿技术课题，直接感受到世界电信研究主脉搏的跳动。

1984年到1986年底，韦乐平曾经作为国家访问学者赴加拿大艾伯塔大学微波与光通信实验室和北方贝尔研究中心的先进技术研究室学习和工作；1994年到1995年，韦乐平再次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前往以色列电子通讯公司网络部工作。

系统地对最新技术的跟踪学习；严格的科研方法和思维方法；可贵的实验室工作机会，这段宝贵的访问学者生涯经历，使韦乐平深切感受到，“搞高技术的人必须有悟性，能准确地感受到世界技术跳动的主脉搏，才有可能站到技术的最前沿，才不会因为短视或狭隘的经验而迷失或走弯路。”

韦乐平进一步解释说：仅仅看到技术大方向固然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能够准确地把握发展的节奏才行，否则要么错失发展机遇，要么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钱财搞了一堆废铜烂铁。当然，结合现在的市场经济，技术跳动的脉搏还必须与市场需求的脉搏同步，发生谐振那是最有利的了。

在他看来，ATM技术的发展则是技术脉搏与市场脉搏不同步、发展受挫的典型案例。

“我这一辈子还是出了不少主意，回想起来还算不错，还没有被验证说有重大失误的主意。现在我快退休了，不愿意三到五年后，被人指点说，你怎么出了这么个馊主意！”在世界地图前说到这里时，韦乐平大笑起来。

韦乐平认为，他个人的成长与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产生过不少谐振的案例。例如，我国的程控交换、光通信、移动通信、IP通信、宽带接入和软交换的发展，他都能够参与其中，并起到关键作用，他觉得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最近六七年

“当时英国电信总工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韦乐平告诉我。

这两年，韦乐平先后和英国电信总工进行过三次长谈。据说对话颇具戏剧效果，起初是英国电信CTO侃侃而谈，最后变成了他仔细倾听韦乐平的论述，而这三次对话的结论，都凝结在“Youareoneof the best CTO in the world！（你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首席技术官之一！）”这句令韦乐平颇感欣慰和自豪的评价中。

英国电信在英国与中国电信在中国的地位非常相似，都是两个国家最老牌的固网运营商，此外两者目前的转型方向也很一致，那就是从电信服务提供向ICT服务提供转型。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移动替代之势加剧，英国电信和中国电信作为固网运营商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增速放缓，用户ARPU值下滑，公司的盈利能力明显减弱。

这种情况下，两家公司的技术总工坐到一起探讨发展，并相互借鉴自在情理之中。有人因此说，他们是惺惺相惜。

担任中国电信总工程师后，在两任主要领导周德强总经理和王晓初总经理以及同事的全力支持下，韦乐平作为技术负责，除了完成日常的工作外，在固网转型，特别是向下一代网络演进的过程中，领导实施了“固定电信网转型工程”。

这是韦乐平在当中国电信总工程师期间，自认为最欣慰的事情之一。

事实上，韦乐平一直认为，能进入邮电部和中国电信工作是他的幸运。能够直接接触、参与我国电信的大发展，特别是有幸参与一系列事关电信技术发展大局的讨论、咨询和决策，包括光通信的发展、SDH的发展、波分复用WDM的决策、干线光纤的选择、接入网的发展、IP和ATM的抉择，DSL和LAN技术的抉择和发展、软交换的决策和发展、固网智能化的发展、CN2的提出和建设、IMS的发展策略、三网融合及IPTV的发展，移动制式的选择和后续演进路线，如此等等，“既亲切又激动和欣慰，总算没有白活，为我国电信业的跨越式发展尽了一份力，做了一点贡献。”他说。 

弹指十年

经常会有“挑战”找上门来。驰骋在技术前沿的喜悦和风险都极具挑战性。

身处电信行业，唯有孜孜不倦地学习才能了解和掌握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辛苦这一辈子也是一种享受和快乐，生活十分充实，时间总是不够用，总有那么多东西要学习，那么多事要干，那么多问题需要思索。但韦乐平觉得值了。

十年前，他在全国邮电局长会议上公开提出了网络IP化的大趋势，会后好多人或电话或面对面，要跟他进行讨论和辩论。当时还有一位官员私下笑话韦乐平，认为他提出的未来固网的变化属于无稽之谈，断言固网“一万年也不会变！”如今弹指一挥间，十年的功夫，网络的IP化人尽皆知。

这样的故事很多。过去在部（原信息产业部）里争论的更多，因为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可能会争论好久，“我现在可不能乱说，又会引起争议。”韦乐平说到这里又笑了。

时至今日，韦乐平认识到，认识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需要给别人时间，需要让他们去消化、理解。“若想办成一件事，没有策略和耐心不行”。所以，韦乐平现在自认为“学术性格”相对温和了很多。

另一方面，业界仍存在着创新之难。韦乐平举例说，美国拉尔夫·L基尼在其《创新性思维》一书中，强调技术创新的无穷尽。但他认为，对网络技术创新而言有三大基础是不可更改的。一是光通信，二是移动通信，三是互联网原则。技术决定市场的前提，是出现了重大的技术突破，堪比移动、光通信、互联网等原创性的、巨大的、全局意义上的突破，但目前包括NGN、4G等技术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跟进和演进。还看不到有某种技术能进行如此巨大的全局性的推动。

这几年

“我现在最大的进步是看问题和处事的方法，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对技术应用最优化的方式就是“从产业链和市场经济规模出发考虑。”这条路并非一开始就确立下来的。

韦乐平认为自己无论哪段生活，都跟技术有关，有非常强的技术情结。

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技术现象之一，就是最先进的技术不一定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具有最大市场的技术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技术。这位技术管理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后，决心要走一条遵从市场呼唤的路子。

说到“为市场竞争份额而打拼，为生存而斗争”时，他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用更宏观的角度分析问题，开始考虑产业链和市场规模，并将各种综合因素，逐步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韦乐平对中国电信研究院的年轻人说，我这么大年纪都还在不断学习，不断改变，你们这么年轻，更要勇于改变，不断适应发展的需要。

当大家都去关注当前的发展时，“必须要有这么一拨人，能看到三年之后的技术应用，并能前瞻地、有步骤地开始着手做准备。”

“技术运动”

韦乐平的办公室里有个小型跑步机，主人基本上很少用到。即便如此，每周末至少一次的乒乓球运动，不轻易中断。

韦乐平年少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地质学家，可以到处走走看看，满足他好奇心强的特点。但当时身体的状况不允许他去达成这个理想。在长期忙碌的工作中，现在能保留的惟一一项运动就是打乒乓球了。韦乐平对乒乓球运动的选择基于三点原因，一是从小有兴趣；二是这项运动具有技术含量，符合技术人员的要求；其三，这项运动还具有治疗血糖高的效用，充分兼顾治病和兴趣爱好的需要。

精神状态一向很好，体态又不胖不瘦的韦乐平，拍着自己的肚子哈哈一笑：“其实我从小就身体不好，现在五脏六腑全是‘处理品’，浑身上下都得过病。从小就得过肺病淋巴结核、胃溃疡、肝炎、心包心肌炎，现在又是糖尿病”。所以，现在忙里偷闲中他更习惯于享受这一个多小时的乒乓球运动所带来的汗水和快乐。也因此，小时候曾多病的身体，最近这些年反倒越来越好了。

他喜爱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屡有建树。当问他如果有机会如何重新选择职业，他的回答是“医学教授”。几年前在清华大学做报告时他与学生进行对话，一位博士生曾如是问过，他回复的理由是：当教授具有一系列他喜欢的优势，诸如学校宽松的学术氛围和时间安排，不禁锢、不腻味。另外，他选“医学教授”是认为医学知识相对比较稳定，有很强的积累性，例如人的几百根骨头5000年没有变过。或者这个选择跟他出身医学世家有关，也可能是跟切身感受有关，当‘医学教授’，“不必像搞当代通信的，差不多5年左右知识就几乎快折旧完了，我这几十年记的十几本笔记95％的内容没用了，自己个人年轻时的各种爱好也几乎都放弃了”。韦乐平说。

(1)“固定电信网转型工程”历时五年，有数千技术人员的参与，先后完成软交换工程，固网智能化工程以及融合的多业务承载网络（CN2）工程等三个分项目，建成了一个由200台软交换、260台智能用户数据库和865台路由器构成的固网新架构并开发了20多种新业务，使得以支持语音业务为主的传统固网，转变为具有支持数据业务和移动业务在内的多业务能力的电信网。上述项目的实施不仅盘活了数千亿元固网资产，而且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大规模固定电路交换网向IP化网络和统一控制层的整体转型和平滑演进。

采访实录：

（一）关于工作和学习

通信世界: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什么事情对您的启发最大？

韦乐平：我前后在清华大学呆了11年，当然学了很多东西，从系统的专业知识到科学严谨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做学问和为人处世的准则，也就是我们的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大字勉励了我一辈子，最后被我通俗化为极其简单明了的个人座右铭“认真做事，坦诚做人”，这八个字指引我这辛苦而坦然的一辈子。

至于在清华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恐怕就是当年的老校长蒋南翔在开学典礼上讲的“猎枪与面包”的故事所阐明的真理。对于猎人而言，尽管猎枪和面包都很重要，但是猎枪比面包更重要，即说明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比占有具体的知识更重要。事实上人生一辈子会更换多次工作，即便不换工作，知识的更新折旧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但是在清华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所掌握的一套科研方法、程序和严谨的作风却永远帮助我不断进取，转向新领域和新学科，在技术上不断保持领先。

通信世界：在中国电信担任总工程师之前，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韦乐平：在担任中国电信总工之前，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中国的光通信网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几年之内单波长速率增加了64倍，从140Mb/s迅速升级到10Gb/s，建设起以SDH为基础的8万多公里的八纵八衡高速骨干网，很快又开始往WDM发展，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传送网，承载着世界最大规模的固定电话网、移动网和数据网，支撑我国电信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一发展速度和规模令全世界惊叹。那些年，会见外国人时，几乎没有人相信，都以为我在开玩笑、讲故事。确实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这样的奇迹。

（二）关于时事

通信世界：您如何看待即将发放的全业务经营许可证？

韦乐平：2002年国务院文件中就已经承诺电信固网运营商进行全业务经营的目标，我已经等待了六年。现在都快退休了，还没有看到牌照的下发。现在这种局面，非采取不对称管制已经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我认为给固网运营商的移动牌照应该是在三年前就发放。当时的市场竞争格局还不至于进入到现在这种无可挽回的一家独大地步。三年前是最佳时机。现在我认为重组已经解决不了本质问题。一般意义上的重组仅仅是市场格局的表面调整，可以减轻重复建设，但要真正维持平衡的竞争格局，起码需要以下四条非对称监管措施配合才行：

第一必须要有对主导运营商市场份额的限制。比如韩国规定SKT，在两年之内减低到50%的市场，做不到就要每天罚款80万美元。

第二，对于主导运营商的全业务牌照的发放时机要掌握好，要等到市场份额降下来以后才能发放。

第三是号码携带，可以规定在主导运营商市场份额降到50％前必须实施号码单向携带。

第四是频谱。国家在频谱分配上应该向新移动运营商倾斜，目前可以将一些使用很少，基本空闲的800MHz频段重新分配给新移动运营商，不仅体现政策倾斜，而且也可以借此契机解决了宝贵频谱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

这四条非对称监管措施或称其为扶持政策，是配合重组真正解决竞争格局的更有效措施。否则，几年后，现有的固网运营商业绩下来的会更快。

通信世界：从长远看，哪种技术、制式更适合中国电信的发展？

韦乐平：个人认为一定是WCDMA，但这不代表中国电信的意见。我认为，决定一个技术发展命运的是产业链和经济规模。

现在三大移动技术，我们做了仔细的评估。例如CDMA，尽管技术先进，领先了WCDMA和HSPA有2年的时间，但其整个市场份额却在下降。我一贯认为，技术发展到今天，各种移动通信的技术制式，只要核心技术类似，技术性能都差不了太多。不过是谁走的快谁走的慢而已。决定制式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产业链和市场规模。

除非现在真正出现了一种独创性的技术，效率比现有技术高出几十倍，但尚未发现这种技术。举例说CDMA和GSM，尽管CDMA比GSM的频谱效率高4－5倍，但CDMA在全世界仅有4亿用户，而GSM用户数量为28亿。技术不是决定一切的，产业链和市场规模是更重要的因素，除非你拥有的是真正先进的技术，一般技术的改进不足以撼动大局。

韦乐平语录：

你说我是幽默的，我跟你讲，是因为我在抗战胜利那年出生，和平的年代来临了，我生下来会笑，天生就是快乐的，生逢其时，所以我妈妈叫我乐平。

我现在都搞不清我的身份了。叫我什么的都有：师傅、大师、CTO、专家等等，还有叫我“白薯”的。

Youareoneof the best CTO in the world！英国电信总工对我这么评价，这让我感到欣慰。
　　 我认为“忧思的灵魂”比较符合我的个性。虽然经常笑，但我又经常会为很多事情感到担忧。所以总是有人笑我是杞人忧天。先天下之忧而忧，是我的个性，同时我又喜欢幽默，这样讨论会更加有趣，幽默能化解很多矛盾。

老板们一般来说都比较严肃，幽默与否取决于个性。通过跟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士交流，我现在已经认识到，想要办成事没有策略和耐心不行。因为认识这么复杂的技术问题需要给别人时间，需要让他们去消化理解。

我这一辈子还是出了不少主意，回想起来还算不错，还没有被验证说有重大失误的主意。现在我快退休了，不愿意三到五年后，被人指点说，你怎么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知道CTO都有哪些解释吗？我是总工程师。这个职位类似国外的首席技术官CTO（Chieftechnologyofficer），通常，CTO需要经常出差，代表公司讲述技术方向和技术路线等，所以国外对于CTO有两种调侃，即首席旅行官（Chieftraveling officer）和首席演讲官（Chief talking officer）。

后记：采访中，韦乐平总工接到秘书电话提醒下一个会议即将开始。但他还是宽容地为我这个小辈延长了采访时间。他乐呵呵地说，记者总是觉得见见面比较有感觉。他不仅为我指点了工作中的注意事项，还向我介绍了他的书。离开他的办公室时，已经有另外一个会议在等着他了。

对正处在重大转型期的中国电信来说，怎一个“忙”字了得。他身上纠结着知识分子和企业技术领导两种状态的矛盾。是学者就该用准确度和先进性把握、驾驭世界前端技术，而企业总工的身份又要求他面对现实和市场需求、谨慎做出技术决策。如今他仍然要求自己至少能看到并把握住未来的三到五年的变化趋势和节奏，并告诫中国电信研究院的年轻人们，要在变与不变中求得发展，要学会转型。

因为一门心思钻研技术，享受学习，他与邬贺铨院士一起，曾被原信产部的一帮同事们称作两块“白薯”（湖北话，意为“只知道干活的可爱傻瓜”）之一。他的直言不讳也让业界人士认识到他的可爱。2007年在推动“光进铜退”的呼吁中，他几次在公开场合指出光纤还没有面条的价格高；在全业务经营转型、呼吁尽快给固网运营商发放移动通信牌照的时候，他笑说，我从2002年等到现在，都退休的年龄了，还没见到这种方案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