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也为“不断有员工自杀或自残，患忧郁症、焦虑症不断增多”而感到“十分担心”。他在不久前写给党委成员的一封信中袒露了这种担心，并表示对这种现象“思考再三，不得其解”。

华为海外市场创始人之一张贯京对此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因此越来越容易诱发社会心理疾病。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必然会先体验改革带来的痛苦，而华为又是深圳改革开放的产物，社会转型期必须体验的痛苦就(容易)汇聚在华为爆发。

笔者在一定程度上较为认同这位华为高层的看法。华为其实是两个维度的“苦难”缩影：一是深圳的缩影。深圳作为一个高度职业化的都会，“华为们”成就了深圳的富裕与繁荣，也同时将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偌大的职业竞技场。而普通人在这个数字化、工序化的大车间的摩天齿轮下，显得如此渺小。从这个角度来说，华为们既是转型期的承载者，也是社会人心产生激烈震荡的动因之一。

在另一个维度上，华为也是我国工业、产业的缩影。当下的中国，不仅社会处于转型期，产业也处于全球化之下的高度挤压状态中。这种状态，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另外一个逝者：去年8月，佛山利达玩具厂老板张树鸿因产品召回而自缢于工厂。

当然，利达玩具与华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只是一个加工贸易企业，而后者则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代表，但两者在一些环境、境遇上有着不可回避的共同点：成本驱动型的价格优势。在海外市场，华为与思科、爱立信等对手竞争时，仍然以价格低廉作为优势。也就是说，华为尽管已是中国最优秀的IT企业，但它与国内其他行业的制造业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在为数不多的优势中，成本驱动型的价格优势仍然是最突出的。

从这个角度讲，华为员工所承受到的巨大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这个企业承受了非常大的外部竞争压力。如果企业在处理这种压力的时候，没有找到好的替代方式(比如技术领先、高效卓越的管理等)来消解，就很容易直接向员工传递。

当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出现了让其老板“不得其解”的问题时，我们更应该跳出来思考一些问题。

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如果一种商品的生产或消费会带来一种无法反映在市场价格中的成本，就会产生一种“外部效应”，亦称外部成本或溢出效应。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关注了环境污染方面的“外部性”，但对员工的过度、不当使用所带来的对员工身心健康、员工家庭幸福等向内部转移的“溢出效应”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外部成本。

员工本人的过劳、心理疾病、创造力丧失、精神扭曲，以及夫妻分居、亲子教育不足等问题，其后果大部分都由员工和家庭集中承担了，这种形态的外部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在天涯社区的“华为”板块上，除了有员工自己抱怨加班和工作压力太大之外，也有不少华为的家属在其中倾诉丈夫加班、过度劳累、长期外派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影响。

广大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这方面的问题更难例外。我们希望社会能深切关注企业员工(尤其是农民工)所承担的溢出成本。如果仍然对这种“普遍现象”长期漠视，最终将导致更加难以弥补的社会后果。事实上，与环境污染这种外部成本一样，给企业员工与家庭带来的各种向内部转移的“外部成本”，都是由企业得利，但仍将由社会来集体承担与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