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大唐移动为TD而生。从公司成立以来，大唐移动一直没有改变投入大、产出少的尴尬局面。

比如，“为了推动TD的产业化进程，我们投了一亿元资金建立了终端开放实验室。”大唐移动总裁谢永斌在6月23日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最初我们免费让终端厂商测试，后期象征性地收一些费用，只收个水电费，根本不赚钱。”

大唐移动是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的核心企业之一，集中了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前身)内部从事移动通信技术开发及产品产业化的优质资源。公司在起步阶段，主要由母公司大唐集团提供资金支持。由于大唐移动的国有背景，从1998年起，政策性资金扶持越来越多。从1998年到2005年，科技部通过863计划、攻关计划共投入了1.2亿元，上海市政府投入了5000万元的资金。2004年科技部、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建立TD-SCDMA项目的专项基金，其中有6000万直接用于大唐移动的技术开发。2004年6月，在大唐移动最困难的时候，国家开发银行向其提供了2亿元技术援助贷款。截至2006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先后3次贷给大唐移动8亿元。2006年之前，大唐移动还曾分别获得过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1.5亿元和1.2亿元的贷款。

大唐移动因为他的国有体制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性贷款，但随着金融业的逐步开放，各商业银行为了加强自身竞争力，对贷款项目谨慎了很多。在工商银行后来对大唐移动的评级中，仅给了B+的等级，而银行规定，必须在等级评级上达到A＋以上的级别，才可以放贷；渣打银行也曾因为大唐移动的政府背景拒绝过大唐移动的贷款请求。

2006年以后，TD试验网进入较大规模建网阶段，资金支出迅速增加，大唐集团无法再给大唐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2005年的数据显示，大唐移动每年的支出与收入缺口在2亿元左右。为了维持公司的研发投入和公司正常运营，大唐移动只有依靠外部资金注入。

“多年来，公司的资金一直紧张，我们研发人员的工资、待遇比中兴、华为都低。”大唐移动的一位员工说。

原总裁唐如安在他任期内亲自分管融资工作，穿梭于各金融机构中间。上述员工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唐曾为公司发不出下月的工资发愁。

在中移动的第一次招标中，大唐移动即取得了36.68%的市场份额，包括大唐移动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投标联合体的27.45%，广州新邮通的5.61%和烽火通信的3.62%，成为中国移动TD网络招标的第二大赢家，但TD设备的预生产、压货和项目实施中，中国移动TD网络基础建设预付费至少在6个月以后才能到账。而大唐移动建网、设备生产却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包括厂房、生产设备的购置。仅基站的生产资金需要几十亿，一条生产线就要数亿元。大规模组网后，需要大量工程人员做前期网络规划、建站勘测以及建网工程。此外，大唐移动在TD的标准演进和外来技术演进方面仍然需要资金投入。

据电信专家估计，TD招标确定后，大唐移动的资金缺口达到50亿元左右。2007年，大唐移动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46亿元、期限为15年的免息贷款，大唐移动以公司的知识产权作为质押。此举被业内称为“卖身”。在国家政策逐渐明朗后的2007年12月11日，人保集团以战略投资者身份15亿元入股大唐移动，并在北京签署了股权合作意向协议。

“困扰大唐移动多年的资金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谢永斌告诉《中国企业家》。

目前的资金解决了，但以后国家是否还会像以前一样给大唐移动贷款还很难说，国家不可能无止境地支持大唐。10个城市的商用足可以支持大唐移动恢复自身的造血机能。然而，市场推广能力是大唐移动的短板，而且国有企业的弊端也在大唐移动身上显现。在3G试商用前夕，国资委任命真才基为大唐电信的董事长，3G标准的始作俑者周寰却因为到了退休年龄被撤了下来，这导致了大唐移动的内部政策和战略失去了延续性，加上高管因战略分歧导致一部分高管和科研人员流失，对企业的研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还要看中移动的第二次招标结果，它就像一块试金石，如果份额下降，说明此次调整的结果是失败；反之，则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