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7年10月24日18点零5分，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向月球迈出了完美的第一步。“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吸引了全中国、全世界的目光，但与多数人只关注卫星发射成功这个新闻事件不同,在北京天坛南门一个小区公寓里居住的一位老人似乎更“痴迷”“嫦娥一号”的运行轨迹和发射过程，在本子上详细地纪录着发射的每一个步骤，他姓任，名守祜。

在一个日照通透的下午,在一间略显局促但洁净无尘的房间内，记者见到了任守祜。任老貌不惊人，个不伟岸，举手投足间无不流露出中国知识分子谦逊、谨慎的品性。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有着不一般的人生经历，阅读他的简历就如同在看一部新中国无线通信的发展史。

任守祜195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机电系。由于他在校期间选修了电信组的课程，因此，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长途电信局天坛发信台做值班工作。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为了满足党和政府内政外交与经济建设对通信的需求，原邮电部决定建立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通信网，并组建北京中央国际无线电台（即第三电台）。任守祜作为技术人员，先后被调至第四电台、第三电台参加建设和值班工作。在三台期间，他除了负责水冷及电力系统维护工作外，开始对无线通信进行了研究，并从此踏上了无线通信之路。他先后参与了越南短波通信电台、三线工程、新中国第一条大容量微波电路等无线工程的组织、建设维护和管理工作。1972年，新中国第一批国际卫星地球站在北京建成，他又成为北京地球站的第一任站长。之后，不管是在北京电信局（现北京网通），还是在中国邮电电信总局，抑或是在国际通信卫星组织，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卫星通信事业；即使离休在家，卫星的“一举一动”也让他魂牵梦绕。可以这么说，任守祜是中国无线通信事业，尤其是中国卫星通信事业从起步到发展的最佳历史见证人。

在采访中，出于职业本能，记者很想从任老身上挖掘一些感人的故事，但任老却平淡地说：“我和同事们只不过是做过一些很小的事罢了，千万不要把它说得那么大，不可居天功为己有，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任老的低调，让记者汗颜。为了尊重这位让人敬佩的老人，记者在此仅记下了发生在他身上以及他与同事们一起为中国的无线通信事业做过的若干“小”事……

“我见到了朱总司令和聂荣臻同志”

那是1952年初春的一个周末，任老正在第三电台值班。忽然门卫战士打来电话，说有人（门卫不认识）要进电台，但没带证件。按照规定，任老立即与无线处联系，可没有联系上，于是便赶忙出门。定睛一看，来人竟是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同志和随身警卫。两位领导人是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专程来到第三电台视察的。在视察过程中，任老把电台担负的通信任务做了详细汇报，并回答了朱总司令和聂荣臻同志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朱总司令和聂荣臻同志非常高兴，表扬了坚持原则的门卫战士，并在临走前，与在场人员亲切话别。任老告诉记者，那个场景我永远不会忘记。

新中国第一条大容量微波电路

微波通信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新的通信技术，中国的第一条微波通信电路始建于1957年。当时，北京从东德引进了一套微波通信设备，容量为24路，从北京经周口店、徐水县到保定市，线路全长约150公里。后来，随着国家对通信需求的日益加强，24路的容量已远远无法满足需要，为此，原邮电部决定建设大容量的微波电路。1959年11月11日，刚刚完成援越短波通信电台建设项目归国不久的任守祜与同事踏上了去苏联的征程，考察苏联春天牌600路微波站和60路微波站的结构、施工建设与维护经验。当时正值国内经济困难时期，所以，出国前，领导曾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去苏联可以改善改善生活。其实不然，由于他们在苏联的两个多月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而在考察学习期间，需要经常从铁塔爬上爬下。由于上下的铁梯子非常滑，他们只好用布条裹在脚上爬，为的就是带回准确的资料和数据。回国后，他们及时组织了微波训练班，为技术人员讲课，传授知识。1964年10月1日，北京──天津60路微波试验段试通；1965年8月1日，北京──万庄600路试验段试通。1968年，北京──太原段60/120路微波电路试验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这是我国首次由首都北京向省会城市传送电视节目。

新中国第一批国际卫星地球站

解放初期，我国的国际通信传输主要依靠短波，但随着我国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席位以来，国际事务日益繁忙，由于短波的国际电路质量与容量受气候影响较大，已经无法满足国际通信的需求。当时，国际通信的重要手段是卫星通信。因此，中央决定，利用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期间，中国电信部门对租用的两个可移动式卫星地球站的使用经验，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三座卫星通信地球站，天线直径为30米，利用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的卫星开通国际电报、电话和电视业务。

经过周总理批准，一号地球站和二号地球站选址在北京西北郊沙河地区。当时，原邮电部组成了一号站、二号站两个谈判小组，北京局派出了任守祜、孙华、陆孝全、杜宝良等同志参加，分别与美国的ＲＣＡ公司、ＷＵＩ公司和ＧＴＥ公司进行了地球站设备的技术、商务谈判。10月，北京一号站破土动工，二号站开始征用土地。任守祜与吴金锥、刘树声等同志一道承担了建站任务，任守祜任站长。为了在外国技术人员走之前，把地球站的设备测试、开通业务、计算方法都学到手，他们抓紧一切时间，白天上课，晚上翻阅资料、计算数据，学习使用操作维护技术。卫星通信系统设备复杂，安装难度大，技术指标要求十分严格。30米直径的大型天线锅面的精确度要求误差不得大于一毫米。任老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天线在八九级大风中能对准经常漂移的卫星正常通信，为了不让大雪把天线冻结，影响信号强度，工作人员只得爬行在锅面上用经纬仪认真进行调测和除雪。北京一号站1973年7月4日建成投产，利用太平洋上空的卫星开通了与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电路。北京二号站1974年3月25日完工投产，通过印度洋上空卫星开通对欧、亚、非国家的国际电路。

助力北京一号站赢得国际通信卫星组织招标建设项目

国际通信卫星组织是政府间商业性电信机构,它经营的一个全球通信卫星系统为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上世纪80年代,任老被原邮电部派往该组织总部工作,回国后不久,正赶上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在各缔约国中招标建设国际通信卫星地面测控网的监测站项目,于是他又被派往参与投标/谈判工作。

监测站是保证卫星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国际通信卫星组织重新部署分布在全球的地面测控网，将原有的8个监测站改为6个，分别部署在全球的5个覆盖区内，其中第四覆盖区，即亚洲——澳洲地区设一个到两个站，我国北京、上海及东南一带正处于覆盖区的中心位置。当时接到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招标书后，有关部门进行了讨论与研究，认为应积极争取这个项目。因为监测站建成后，不仅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将每年付给我们使用费、维护费等，还可以引进有关监控站的新技术，有利于培养通信卫星测控技术人才。最终，北京电信管理局（现北京网通）、上海邮电管理局和CLTC在短时间内向国际通信卫星组织提出了可以在北京、上海、厦门和无锡四个站址上建设监测站的投标书。

这次招标中，与我国有关的第四覆盖区内除我国提出4个站址外，还有日本等４个国家各提出了1个站址，竞争十分激烈。任老介绍说，评判小组的同志们在华盛顿的谈判十分辛苦，白天认真谈判，谨慎、严格掌握政策，既要争取夺标，又要保证我国的利益，应对谈判中的各项问题细节；晚上则要仔细准备，书写谈判备忘录，工作十分紧张。任老参加了两次国际通信卫星组织董事会技术委员会的评标讨论，各投标国都在会上激烈发言，介绍自己国家的情况。任老则充分发挥自己在专业知识和语言方面的优势，在会上提出了过硬的质量问题，列举了我国地球站在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定期公布的运行指标情况，表明中国有合格的卫星通信专业技术人员和必要的零配件等技术支撑能力，完全能够保证监测站的优质运行和维护。在任老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北京一号地球站最终获得了亚洲—澳洲地区监控站的建设项目。该监测站于1988年开始筹建，建设内容包括直径为18米的Ｃ频段全功能测控天线一座，直径为11米Ku频段全功能天线一座，直径为8.1米Ku频段限动天线3座，直径为6米的小型通信天线一座，并安装了时分多址通信网的时间基准监测系统（ＴＲＭＳ）。1990年建成投产，三年后收回全部投资。这是我国第一次获得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招标建设项目。

在采访中，记者听任老讲得最多的话就是“学习最重要，一生都要学，因为发展太快，不学就落后了”。他把自己的人生简单地概括为两个字：学习。从接触无线通信到成为无线通信尤其是卫星通信领域的专业学者，任老总是在不断地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从他的身上，记者看到了一群人的影子：他们从不夸耀自己的经历和取得的成就,因为他们觉得没必要,这些都是自己的正常工作,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们因工作需要走访过很多国家和地区，有机会挣取更多的外汇，但从不多拿一分钱，额外赠予全部上交；他们把学习当作一生的事业，勤奋学习让北京网通的技术水平始终与世界发展同步。他们就是北京网通可敬的科技工作者。